为什么说在18世纪趋向高潮的中西交流中，西方世界受惠更大？

　　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，在18世纪趋向高潮的中西交流中，西方世界受惠更大。这个曾被漠视的事实经中西学者的研究而逐渐被引起重视。

　　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其《中国文明史》曾有过简要的描述。从这部著作中，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，在18世纪，西方形成过一个了解中国、学习中国文化的高潮。

　　介绍中国的书籍有很多，如1776年法国出版34卷的《耶稣会士书简》、杜赫德神父的《中华帝国全志》、格鲁贤的《中国志》和《中国杂纂》，当时与教士们保持密切联系的哲学家莱布尼兹、学者弗雷烈、政治家贝尔坦等，从这些教士们那里了解到中国。

　　中国的养蚕和陶瓷技术大约在1705年传到欧洲，此外还有大量的花草、树木品种。较早时期，中国的天花接种术经土耳其传到欧洲，18世纪在这里家喻户晓。它的降低病毒源毒力的治疗原则，启发了英国人种痘术的发明。

　　中国的科举制经过门多萨、金尼阁、弗内斯的反复介绍传到西方，在1676年出版的《中国的专制主义》一书里，作者魁奈提出应像中国那样，经过考试选拔官员。法国大革命时曾实行过由考试选拔官吏的做法，据谢和耐的看法是与中国的影响有关。

　　对西方的影响不仅限于科技，还包括观念层面的内容。清朝对农业的高度重视，启发了法国的重农学派。中国的审美观念也伴随着白色陶瓷、家具、花园建筑术的传人，对西方施以相当影响；伦敦附近一处中式花园当时非常有名。

　　18世纪是西方科学孕育的重要时期，据李约瑟看，是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的单子论打破了西方正统的神学唯心论，为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最切近的世界观；而莱布尼兹的哲学理论，是受到宋明儒学中“理一分殊”命题启迪的。“理一分殊”的观念认为，每一个特殊的事物，都分有普遍的“理”。